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对我国产业经济运行态势、产业组织方式和产业结构带来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从总体上、在长期中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总趋势，但是却会因产业、地区、企业的不同而在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上有所差异。直观上看，这次疫情对第三产业产生了不可逆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中，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与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相比，疫情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和现代产业链的负面效应，要高于对中国服务的影响。我们从本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前瞻性地提出了推动我国产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些可以继续讨论的政策性建议。

　　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产业经济的若干判断

　　我们对此次疫情严重地影响中国产业经济的问题，有下列几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疫情对中国服务业的影响和冲击首当其冲。现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隔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给病毒创造传染机会。由于服务业尤其是传统的消费者服务业具有无形性、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离性、产出的异质性以及不可存储性等特性，因此很明显的是，这些防控措施的副作用将首先冲击比重和规模已经占据我国半壁以上江山的服务经济。

　　短期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我国服务业尤其是消费者服务业处于几乎停摆的状态。现在各类需要面对面服务的消费者服务业，尤其是交通运输、餐饮、酒店、旅游、商店娱乐等行业的服务企业，复工复产计划完全取决于疫情控制和蔓延的周期，一大批劳动密集的加工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濒临破产倒闭，甚至连一些大型航空公司也已近开始裁减飞行员。

　　考虑到当前中国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份额快要接近60%，增加值达50多万亿人民币，因此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2003年非典疫情的影响。那时，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一点，而且，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还比较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密度、频率和经济社会影响要远低于现在的水平。

　　从总供求关系看，疫情不仅会因为人们相互隔离而减少消费机会，降低服务需求量，而且也会同时因服务生产者的歇业、停业而减少服务供给量。而且，这类消失的需求和供给，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在疫情过后还可以加班加点地“抢夺”回来。

　　第二，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表面上可能并没有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冲击那么直接那么大，但实际上可能在程度上影响更加深远、破坏性更大。这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性有关。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企业服务的服务业，由此决定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传递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产出是被服务企业的投入成本，疫情影响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产业链上的所有上下游企业，而不是直影响面对面的最终消费者；二是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企业在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支持下，已经突破了生活性服务业那种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离的产业特征，如研究开发、产品设计、网络品牌营销、企业管理服务、金融服务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分离，线上与线下的分离，甚至具有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消费特征，如各种平台软件和系统软件的生产活动等。

　　根据这两个重要特点可以推论，在控防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经济的影响中，一是要注意维护和保持它的产业链的紧密关联性，防止链中出现因某些环节停摆或阻塞对上下游企业的影响。防止出现负面效应的连锁反应对生产性服务业来说更加重要。二是在全社会成员减少接触、防止交叉感染的就地隔离的过程中，某些适合于线上展开的生产性服务活动不仅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反而是大好的发展机会，如线上购物、游戏、服务外包、居家办公、远程视频会议等等。三是疫情对生产性服务的影响特点，类似于下面要分析的对现代制造业的影响。

　　由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一般在发达国家要占到其服务业总量的70%以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也要占到第三产业的50%左右，因此可以预言，此次疫情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要小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一是消费性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14亿人口的刚性需求，无论发生什么灾害，这种需求不会有大的改变，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弹性则要大得多；二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决定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程度和方向，因此如果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将直接从中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这是与普通人的直观的感受不一致的地方，也是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事情。

　　第三，疫情对中国制造的影响可能要大于中国服务。疫情对于制造业的主要影响，在于疫情流行中的劳动供给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体系、分工体系的扰乱和对现代产业链可能带来的暂时性断裂。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来说，由于制造业占比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众多，因此我们判断，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服务业的影响。

　　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的刚需，决定了疫情并不能影响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基数，只是降低了一些需求弹性比较大的服务需求，如社交礼仪性服务、娱乐业、旅游等，企业停工影响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二是从关联性反应看，服务业的产业链普遍要比制造业短，服务业最终需求的收缩变化，通过内生反应带给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现代制造业产业链中某些环节的收缩的影响要小得多。在产品内分工的条件下，根据供应链运作的基本规律，制造业供应链中某些环节的停摆，将出现“长鞭效应”现象，即供应链上游面临的需求波动，往往要大于供应链下游面临的需求波动，需求信号在向供应链上游不断传递的过程中，其波动有被不断放大的倾向和趋势。这种现象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导致形成经济萧条或繁荣的周期。因此，制造业产业链可能产生的暂时性断裂，在疫情控制周期拖延的情况下，将可能重创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是本次疫情的负面经济效应中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尤其是对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来说，疫情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可能会打乱中国在国内外建立的长期的供应链生态。因为疫情期间，一是处于供应链中的某个中国零部件供货企业，因为劳动供给不足而会普遍出现不能及时生产交货或交货不足的现象；二是因经济系统停摆或混乱，会导致这个企业的供给成本急剧上升，这时产业链上游的企业可能就会把订单转向东南亚、中南美国家企业，或者自己出面重新建设供应链，那么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坚决制止这种现象发生和蔓延。

　　二、疫情对中国产业经济可能造成的严重风险

　　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说是一次短期的外生冲击。但是在短期中，产业运行可能遇到的风险不外乎是疫情对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双向压缩、产业供给成本急速上升、供给效率下降、部分企业的现金流将出现风险、中小企业破产倒闭风险和由此带来的失业冲击，等等。这些可能的潜在风险已经广为人们认识，有些已经显露出来。这里重点分析人们可能忽视的三个主要的经济风险。

　　1、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对服务业打击越大，越会助推经济增长下行。与过去我们主动延长的国庆、元旦小长假的功能截然不同，过去假期的主动延长，是在宏观供求失衡背景下的自主决策，不仅有利于压缩产能过剩的供给面，也可以人为地创造巨大的需求，带来服务业的高速增长。而这次疫情发生期间，商品和服务供给方的存量发生停摆，增量基本消失，同时需求方被压缩在维持生存需要的水平。

　　2、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越将可能导致大批中小企业退出市场，进一步增加大企业的市场控制力量，各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虽然灵活，但是难以抗击风浪。现在有一些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已经出现风险，一些暂时无法复工的企业的收支情况发生恶化。没有经营收入，但职工的防护费用、隔离费用、工资、社保、房租、贷款利息等刚性支出照旧，加上可能被传染导致全面停工停产的风险，将对这些企业能否继续经营形成重大挑战。与此不同的是，大企业、国有企业对此担心和忧虑要小得多。换言之，此次疫情将沉重地打击我国的民营经济。

　　3、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打乱全球供应链秩序的可能性越大，中国制造企业越有可能与全球价值链脱钩。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使中国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自身体量。这一影响体现在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节点。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间品在全部进口中的占比平均达到21.7%（中位数），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中间品进出口占到相当高的比重，中国供应链的暂时停摆或疫情期延长，将重挫世界经济。为了供应链的安全自主可控，疫情发生后各国自己重建供应链的可能性极大。最近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试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三国制造的汽车零部件比例提高到75%，这将导致中国的汽车产业零部件供应链回撤。

　　三、基于疫情防控看我国产业发展政策优化

　　前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如在疫情期为保企业生存、保企业现金流，在银行信贷、最低工资发放、阶段性降低社保缴纳标准、房租减免和延期缴纳、相关税费退还和减免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主要想就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影响我国产业和经济的某些实际问题，提出一些较为长远的考虑和建议。

　　1、建议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起点，大力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业尤其是卫生医疗服务业，立即着手规划建设重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基地。这样，在可能的下一次类似事件中，所有的病人就能得到最快的隔离治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生活能得到较好的保障，舆情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建设超大规模卫生储备基地也体现我们举国体制的巨大体制机制优势，可以向世界展现中国之治的巨大特色。

　　2、调整新型基建、大项目建设的结构和方向，以稳增长、调结构为指向，重点推动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系统的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线上交易和机器换人产业。2003年SARS之后中国互联网企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当前的5G阶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可能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互联网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新一轮发展，从而出现新型的产业门类、服务模式和新经济增长点。对此建议：（1）政府加大对5G、机器人等产业的相关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为信息化、自动化创造基础设施条件。（2）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供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效率。

　　3、进一步反思和解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建设中地方经济碎片化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政企关系蜕化问题。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但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擅自封锁交通道路、阻断物流人流等一系列令行禁不止、反市场一体化的匪夷所思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全国复工复产进程和经济复苏。少数地方政府机构官员缺少应有的担当和作为，为企业复工复产设置了许多互为矛盾的、繁琐复杂的前置性条件，审批盖章之多进一步蜕化了健康的政企关系。

　　4、要预先防止疫情过后可能掀起的对中小企业的兼并收购浪潮及其政治经济的副作用，稳定全社会就业，维护中小企业生存的社会条件、法律保障和经济安全性。可以预计，这一波疫情蔓延的控防过程和结束后，将有一批原本财务和经营处于“紧运行”状态的中小企业死亡退出，由此也会波及到产业链上的原本健康运行的企业，影响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如果这时政府被迫号召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去救助，肯定也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放任后者去大量地兼并收购中小企业，就会给本来就甚嚣尘上的“国进民退”以口实。为解决这一难题，建议对那些原本企业管理规范、产品有市场需求但因为受疫情拖累而发生困难的中小企业，政府要想方设法运用各种财政金融手段进行非兼并式救助，以防止产业组织过度集中化和国有化。

　　5、要预防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再次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这次疫情也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可以预判，某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会想办法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这将重挫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极大地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继续加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的密切联系是一个化解办法，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也是一个有效的对冲措施。此外，进一步加强我国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以超大规模市场中国内经济循环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是防止全球经济风险传递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