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各相关治理主体建构牢固的相互信任是应对危机的基石。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这种信任与相关舆论治理有重大关联。

　　舆论问题

　　此次疫情舆论领域出现的问题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对真实情况的隐瞒、对真实情况的曲解或恶意抹黑、无中生有的谣言。对于这三方面的舆论问题，是疫情应对中和后疫情阶段的改革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隐瞒”问题是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社会密切关注的信息，或不即时公开，或完全隐瞒，虽在一定时间控制了信息流动和社会恐慌，但为“抹黑”和“谣言”信息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和扩散的机遇。

　　“曲解”或“抹黑”问题是对于官方发布真实信息的“解码”存在无限可能，而刻意地、别有用心地“曲解”甚至“抹黑”，是国际政治常见的手段。

　　“谣言”问题是对于疫情中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或是满足个人心理不正当需求，或是别有用心，或是对真实信息解读失误，进行“添油加醋”和“无事生非”的谣言制造，也是目前信息爆炸中常见的舆论问题。

　　治理方向

　　面对此次疫情中所反映出的危机公共事务中的舆论问题，在此提出几点对策加以探讨。

　　（一）抓住官方媒体，改善工作方法

　　官方媒体应严格避免介入具体信息的争论之中，要提供及时、权威的价值判断，对信息争论提供科学定论。权威的声音不在于“啰嗦” “聒噪”，而在于有力，不能走入为了“讨好” 受众而趋向“庸俗”的“慢性自杀”之路。

　　（二）进一步破除学科、专业信息壁垒

　　在信息多元化、世界扁平化的当前，对科学的、专业的信息设置严肃的、严格的信息传播壁垒，只会人为地将矛盾集中于“壁垒内外”的各种话语冲突上，这种二元对立只会加剧对外部信息的“好奇心”和对内部信息的不信任感。而实际上，壁垒之外的舆论信息冲突同样存在，且真假信息的交锋甚为激烈。对此，最聪明的办法是对于危机管理相关科学专业的部门信息，进一步地破除信息壁垒，让科学的声音得以证实，荒谬的信息不断淹没。官方权威的声音履行好“裁判者”的职责，对国内、国际舆论大环境的走向施以正向纠偏作用。

　　（三）防止危机应对讨论非理性“扩大化”

　　舆论自由不是无边界的，所应破除的信息壁垒需要依据危机公共事务而具体清单化、制度化，清单外的相关信息则应进行严控，防止各种专业化、技术化的危急应对事务被恶意“政治化”。此外，科学专业类信息的“加工”“造谣”成本远高于“无中生有”的“政治攻击”，制造的“谣言”也极易在真理面前不攻自破。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相关信息可以明确进行“自由度”划分，疫情防控、疾病治疗的科学专业类信息与依靠“无中生有”的主观判断制造“谣言”以攻击政治体系的信息在舆论自由限度上有明确界限；在跨越边界的问题上，如危机应对所反映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也可以控制讨论在一定框架内，此框架既保障讨论的科学有效，彰显文化的宽容，又必须遏制非理性批判的任何苗头。

　　（四）针对危机公共事务进行分类信息的诊断与传播

　　实际上，对信息进行分类诊断和分类传播，是抓住主要矛盾的思路。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舆情焦点可以明确对准三类信息和三类群体：

　　一是针对疫情和病毒的医疗和研究相关信息及相关团队，这些危机应对专业团队的信息专业性更强，公信力更高，需要给予保护。

　　二是负责战略制定与应对保障的官僚体系相关信息，以及各级官方队伍，这些危机应对发挥组织和保障功能的官方队伍，所发布的信息易受攻击，在危机中必须有高强度的抗压能力和基于第一种群体科学专业化信息之上的“自信”。

　　三是国际舆论战场，以及相关主体，涉及国家利益与国际政治战略的舆论交锋，会借一切有用的信息来“做文章”，这种“二次加工”和“目的偏离”的信息是应当严控的，除了做到“保护好自己”，也必须“还以颜色”。

　　所以，专注于技术的第一类群体与专注于政治的第二类群体之间，新闻舆论的“诊断”事实的价值判断是完全不同的，这在媒体报道相关不同的信息时必须明确价值倾向。而对于国际舆论战场，国家利益是价值核心。

　　（五）聚焦社交媒体影响者，完善传媒权力责任制度建设

　　危机公共事务的舆论建构中，一大部分“谣言”是通过“社交媒体影响者”即所谓“大V”制造的，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络舆论的个体参与既创造了危机公共事务多元治理的框架，也带来了信息的爆炸和谣言滋生的温床。对于“社交媒体影响者”，舆论治理应对其进行分类影响，通过明确个体信息传播权力责任的制度建设，影响其服务于危机应对、国家利益的大局，并严格惩治制造谣言、混淆视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