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和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病毒潜伏与传播扩散阶段、充分披露信息与全社会防控阶段、心理预期消化与积极应对阶段、防控扩大化阶段、经济影响显现阶段、疫情过后的经济恢复阶段。目前已经走过前三个阶段，新增病例已大幅减少，新冠病毒成功防控可期。

　　 然而，之前人们对疫情影响的判断多是基于SARS时期的对比推测，而对新的社会反应模式对经济影响的评估还远远不够。事实上，当前阶段对经济正常运转影响最大的已经不是疫情本身，而是部分地区以一刀切、层层放大的扩大化式防控来代替法治和科学决策防控对经济的延伸冲击。

　　 根据上述情况，应尽快从“长假防控模式”向“经济正常运转防控模式”转变，建议立即叫停一切扩大化、一刀切的防控办法，尽快切换到法制化、科学决策、因地制宜的分级防控和群众自主自发防控模式。

     前三个阶段的社会反应模式及其影响

　　 真正影响经济的因素并非病毒造成的肺炎本身，而是为了防控病毒传播而不得不采取的全社会反应模式。回顾2003年的SARS时期，人们还只是戴口罩、勤洗手、减少到非典疫区旅行等来防控病毒传播，即便在疫情中心广州、北京，也只是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等相关人员进行隔离。这一次，受即时信息传播、社会心理反应放大、行政责任和决策机制的影响，无论是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反应，还是人们的自发反应，都比17年前的SARS时期的反应模式要强烈很多倍，除了湖北进入几乎全省封城的历史紧急状态，不少地区也一度进行封路、封小区、停飞、停运、甚至半封城状态……　　 

　　 以上新的社会反应模式在春节和延长假期的特定时期是必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按下“暂停键”，覆盖14天的潜伏期，不但对于控制疫情传播是积极而有效的，而且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和社会成本也是可以承受的。虽然“暂停键”带来消费活动减少、投资活动收缩、生产活动减少远远大于SARS时期，但是人们都知道短期防控越严厉，病毒肆虐的时间就越短，最终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就越低的道理，因而整个防控得到了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防控效果显著。　　 

　　 在病毒潜伏与传播扩散阶段，由于人们的感知滞后、社会决策判断滞后，该阶段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正常，疫情对经济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认识到新冠病毒的传播特点并开始进行充分透明的披露信息后，中国立即自觉进入全社会防控阶段。由于正值春节假期，再加上各地纷纷把春节假期延长到2月9日，人们自觉在家隔离，减少出行，造成病毒传播迅速下降，这期间出现的病例，大部分都是疫情潜伏期过后显现的前期传播结果。而湖北之外地区的新增病例从2月3日开始呈下降趋势，2月17日不仅湖北地区新增病例大幅下降，湖北以外的很多省份新增病例都下降到个位数甚至零增长。　　 

　　 在心理预期消化和积极应对阶段，社会各界一面积极主动配合防控，一面积极展开了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大讨论，企业则千方百计化解压力，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出台各项支持政策，虽然对经济影响认知不一，但是社会反应模式整体是良性、积极的。　　 

　　 作为人们信心指数最敏感的指标，中国股市从2月3日正常开市以后，只经历了一个交易日的下跌就消化了疫情的冲击，进入强势反弹行情，以科技企业为主体的创业板指数甚至创出阶段新高，充分反映了投资者已经从心理上接受和消化了疫情的冲击，且对疫情即将受控保持乐观预期，对各方面的应对政策和企业应对措施给予积极评价，对疫情冲击下的新技术应用、新供给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前景充满信心。

     防控扩大化对恢复经济运转带来新挑战

　　 尽管各地新增病例趋势性减少，人们对复工后是否会有疫情反复仍然心存疑虑；尽管人们的自主防控意识很强，自我防控措施趋于科学完善，但很多地区的行政官员因懒政、怕担责而更多执行一刀切、形式主义、层层加码的防控措施。

　　 事实上， 2月3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以来，人社部等五部门就印发了确保重点企业复工的通知，交通部印发了有关确保交通路线畅通的通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国家发改委要求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等，体现的总体指导思想是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并要求各地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

　  然而，在前述社会恐惧心理和官员懒政怕担责等复杂原因影响下，很多地区仍然在非法限制异地人员和车辆通行；仍有部分地区要求企业进行层层审批后方可复工；有的地区甚至要求没有任何症状的员工必须提供健康证明才能上岗；大部分地区还要求异地人员，哪怕是来自安全地区的非病毒密切接触者，到本地后一律隔离14天；不少城市仍然对没有任何确诊病例，也没有任何疑似病例，甚至没有任何密切接触者的小区执行封闭管理；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非法进入并干涉居民正常家庭活动、在公共场合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极端现象……　　 

　　 在上述扩大化、形式主义、层层加码、一刀切防控模式的影响下，大部分地区和行业的企业复工率其实很低，某些制造业的全国复工率不足40%，已经复工的企业由于受到人工到岗难、供应链恢复难、产品交付难等多方面影响，实际产能“复产率”更不达预期。　　 

　　 显然，如果上述扩大化、一刀切的错误防控模式不能及时纠正，它对经济的影响将远远超过疫情本身。

　　 虽然说中国GDP已经高达100万亿元，经济总体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停摆”的时间越长，付出的总量损失越大。考虑到2003年SARS疫情结束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在大约3到6个月之后才逐渐恢复到之前水平，如果扩大化、一刀切的防控模式不能尽快得到纠正，实际影响面和影响深度还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恢复正常增长的时间有可能更长。　　 

　　 首先，疫情对消费和服务业的冲击已经显现，其中受冲击最严重、可能造成一季度负增长的行业包括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旅游、住宿、餐饮、航空、房地产、租赁、电影等。一定要认识到，无论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份额，还是解决就业的占比来看，消费和服务业都是最重要的领域。从经济增加值的支出法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57.8%；从生产法看，服务业占GDP总量高达53%。评估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主要看消费和服务业遭受的冲击和恢复速度。　　 

　　 其次，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也正在显现出来。若能够尽快复工复产，短期的冲击只影响制造业一季度的销售收入，并不会损失市场份额和全球产业地位；若不能尽快复工、复产，不仅影响本国的供应链，而且会影响到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市场，一旦造成很多国际采购商被迫调整采购策略，将中国的企业从一供、二供，调整为三供、四供，并减少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这种影响就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甚至可能永久丢失市场份额或导致产业外流。2019年中国制造业在GDP中占比27.17%，虽然其在GDP或就业的占比都远远小于服务业，但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制造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SARS时期的经验来看，制造业恢复的速度应该比服务业更快。　　 

　　 除了以上预期之中、已经显现的经济影响外，疫情对中国外贸和更广泛的对外经济活动影响还不确定。受疫情影响中国一季度对美贸易承诺无法兑现，这是否会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进程，让中美贸易争端再起波澜，需要提前有所准备。在世界卫生组织最终取消对中国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各国对来自中国境内的人员、航班限制，这对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产生的进一步的负面影响，也有待观察。

     转变防控模式，六措并举化危为机

　　 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化解抓防控和稳经济的矛盾，关键在于按照有关科学决策、因地制宜、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的指导思想，尽快转变疫情防控模式。同时，加快出台各项稳增长、稳就业的经济政策，多举措促进经济恢复运转。　　 

　　 首先，建议各地尽快从“长假疫情防控模式”转向“正常运转防控模式”。比如，除湖北等重点疫区之外，其他地区要尽快从强制性“居家隔离、社区隔离”的防控模式转向自主隔离和“人员正常流动防控模式”，尽快取消对无发病迹象、非密切接触人员的强制性居家隔离要求和强制性社区隔离要求，把防控重点转向对公共交通场合防控、办公场所防控提供支持。又比如，要从形式主义、层层加码的“一刀切”防控，尽快转为法制化、人性化的居民自主、自发防控，全面禁止各地强令要求没有发病迹象、非密切接触者的外地旅行人员居家隔离14天的做法，提倡通过防控知识宣传、加大口罩等卫生用品供应力度等方式支持人民群众自发、自觉地进行疫情防控。考虑到“一人感染、全家隔离”或“一人感染、企业隔离”的实际后果，应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和企业的自觉性，建议各级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给予家庭和企业提供更多的防控支持和帮助方面。　　 

　　 第二，针对企业供应链恢复难、产品交付难的问题，建议加大对物流企业的支持力度，要求各地、各部门都不得影响物流企业的正常运转，并参照对疫情物资生产企业的扶持政策对物流企业给予适当补贴和其他相关政策支持；交通部门要确保公路畅通无阻，对非法设卡影响车辆正常通行者要依法加大处罚力度。　　 

　　 第三，针对中小微企业倒闭风险和潜在的大规模失业风险，建议进一步出台更有力的扶持政策。鉴于2月份大部分企业处于停摆期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小微企业普遍的运行困难，建议免除全国中小微企业2月份的五险一金、免除2月份的员工个人所得税，降低全年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和社保缴费比例。　　 

　　 第四，建议尽快宣布降息、降准，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建议一年期存贷款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

　　 第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解放思想，用创新办法打开收支空间。面对一方面要减税支持企业，一方面要增加支出来支持防控、稳增长的两难，财政政策必须解放思想，用创新的办法打开收支空间。除了调高财政赤字率到3%、发行特别国债之外，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可以按照2019年或近三年的实际盈利情况，要求所有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50%以上的盈利用来现金分红。

    考虑到近几年大量国企、上游资源行业盈利能力大幅加强，通过执行上述政策，可打开财政收支空间，以增强财政对5G、现代物流、芯片产业、智慧城市等新型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对本国软硬件、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等的政府采购力度，加大民生和公共卫生等的投入等。　　 

　　 第六，加快市场化改革，放松供给约束，释放增长新红利。疫情期间，无论是口罩生产，还是其他物资供应，都曾受到行业管制等“供给约束”的影响，这都是计划经济遗留的“沙砾”，长期广受社会诟病。疫情过后，应痛定思痛，加快深化市场化改革，全面减少行政计划手段对市场的干预，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各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最后，还要看到疫情冲击背景下的各种积极变化和新机遇，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和结构转型要保持谨慎乐观。任何一种巨大的外部冲击过后，都会对社会行为模式产生一定的长期影响，也会促使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促进很多新技术应用。比如疫情期间，居民消费行为大量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从而使电商、快递、消费金融、游戏、在线视频等产业短期增收，长期还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又比如，面对疫情的冲击，信息化程度越高、自动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小，这也将加快企业对5G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无论是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等新供给自身创造的需求，还是它们对传统行业的改造，都会加快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升级，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扎实，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将更具有可持续性！　　 

　　 在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很多行业协会都积极协调产业上下游互相支持，并对产业链的薄弱环节给予重点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纷纷借鉴软性就业模式实行远程办公和弹性工作管理，大力推广目标管理和关键结果考核，以提高工作效率；不少企业用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组织模式创新来最大限度对冲和化解疫情的影响；更多企业开始加大员工培训力度，加强疫情期间的客户关怀，甚至重构企业发展战略，化危为机，使企业的中长期竞争力反而得到提升。　　 

　　 此外，无论是湖北等地区在疫情发生中集中体现出来的信息披露和决策机制问题，还是各地在疫情应对扩大化过程中所体现的“一刀切”和懒政问题，如果能够认真聆听社会批评和建言，积极纠错补漏，努力提高科学决策水平，都将推动中国的信息披露、公共卫生和社会管理水平更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