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从现阶段看，对城市影响远大于农村，对社会生活影响远大于经济生产，对服务业影响远大于一二产业，对非农产业影响远大于农业产业，对畜禽业影响远大于种植业。但随着疫情的持续，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范围将加大、程度将加深。若在可预期时期内得不到有效控制，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将是全面的。因此，需要及时对疫情产生的负面影响加以研判，寻求对应之策，确保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农村经济影响是全面的

　　 作为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现阶段在城乡、产业、区域之间的影响有明显的轻重之分。为了控制疫情传播，全国不少城市采取了严控交通、延迟企业开工的做法，很多农村也选择暂时阻断进出村庄的道路，严格控制车辆、人员流动。按照当前形势，在疫情得到完全控制之前，各地对交通的管制都难以放松，而随着疫情发展持续，对农业农村经济影响将呈现全方位态势。

　　 1、从农业来看

　　 ——对产业链的影响，主要是流通环节。各地实施的严格交通封锁对切断疫病传播有重要作用，但也给农产品的运销带来巨大挑战，造成滞销难题，具体表现为：交易中断，外销受阻，产品积压，储备困难，经济损失。山东寿光市、海南海口市等多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已经出现蔬菜、水果、水产等农产品价格下跌及滞销的问题，寿光物流园的白萝卜1月28日批发价为1-1.5/斤，1月31日价格已经跌至0.3元/斤。当季果蔬等产品受疫情影响最为突出，由于需求骤减，交易量大幅下降，导致越是丰产的种植户损失越大。以草莓为例，春节期间本是该产品销售旺季，但因疫情突袭，集贸市场、超市关停，跨区域产品运输受阻，入园采摘更不可能，致使线上线下销售量和入园采摘量都呈现断崖式下降，加之草莓不耐储存，不少地区草莓价格从正常年份超过20元/斤降至当下不足3元/斤，损失惨重。由于市场销售不畅，大量农产品、畜产品、果蔬产品不能及时出售，严重积压，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间，不仅增加了储藏成本，而且降低了产品的新鲜度和价值，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对产业的影响，主要是畜禽产业。封村断路、延迟饲料厂复工、暂停活禽交易、关闭屠宰场等防疫措施导致养殖场和养殖户的畜禽无饲料可用、仔畜雏禽无处可卖、出栏畜禽无法屠宰，养殖生产活动难以正常开展。对养鸡业而言，部分养殖场由于饲料短缺急于出栏，部分养殖场的肉鸡已达出栏期限被迫压栏，肉鸡供给数量远远大于当前屠宰数量，价格急速下跌；由于交通限制导致孵化场的鸡苗无法顺利销售和运输，部分养殖场被迫对鸡苗采取填埋等极端处理措施，损失巨大。此外，2019年的猪价上涨，促使居民增加了家禽消费，鸡肉价格一路走高，基于鸡肉消费增长预期，很多家禽养殖企业选择大幅扩产，疫情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叠加。对养猪业而言，2019年“非洲猪瘟”等问题给我国生猪产业带来的影响还未散去，突发的疫情让生猪产业再遭打击。疫情不仅迫使养猪企业的新建猪场普遍处于停工状态，还极大影响了生猪养殖的信心，生猪补栏积极性下降，最终将阻碍生猪产能的恢复进程。

　　 ——对产品的影响，主要是菜篮子产品。流通联结供需两端，疫情对流通的影响经过上下传导，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菜篮子产品首当其冲。因消费恐慌心理，部分城市地区肉、蛋、奶、菜供应出现紧张，疫情严重地区甚至发生了哄抢现象。需求端面临短期内紧平衡和局部地区结构性短缺，价格一度明显上涨。农村地区有节前囤货的习惯，疫情短期内对消费影响不大，但随时间推移同样会面临供给不足。从菜篮子产品供应看，肉、蛋、奶产品受较大影响。地区封锁道路导致物流受阻，肉蛋奶产销区供需错配脱节，价差扩大。由于生猪远距离调运遭遇困难，致使主产区猪源外调减少、猪价受压，主销区猪源供给紧张、猪价易涨，南北方猪肉价差将明显拉开。同样，部分产区鸡蛋收购价格已跌破成本线，但部分销区由于供货不足，鸡蛋价格一路走高。

　　 ——对时节的影响，主要是春耕。立春时节已过，各地将陆续迎来春耕。由于物流受阻，春耕农资供应不足问题成为短期矛盾。据湖南三农网发布的信息，受2019年底化肥行情下滑影响，农资经销商、零售商普遍存货不多，且多处于关门闭市的状态。如果疫情持续到三月份，农资产品的物流配送不畅，将给春耕肥料供应带来明显影响。春耕所需的种子、农药等农资面临同样问题。同时，春耕所需的劳动力、农机作业服务在供应上也遇到不同程度的障碍，一些种植大户在春耕时节需大量用工，但受制于疫情遭遇雇工难，农事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从区域看，南方地区农业生产受疫情影响明显要大于北方。南方地区的粮食、蔬菜、特色产品都将迎来新的生产周期，种养业均因疫情而受到波及。中长期看，疫情引发生产成本上升，后市农资价格有可能出现上涨，对农业生产形成进一步的影响。

　　 ——对贸易的影响，影响出口。目前疫情对贸易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国内，表现在市场供给问题上。但如果疫情继续扩散或者持续发展，导致其他国家采取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方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设限，势必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特别是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已在部分农业企业上显现，主打猕猴桃产业的陕西齐峰果业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由于疫情原因导致出口渠道被封，猕猴桃出口贸易遭到损失。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国，若农产品贸易受阻也必将影响农业经济健康运行并波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

　　 2、从农民来看

　　 ——影响外出务工是必然的。我国农民工群体基数大并具有明显的跨区务工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数量接近2.91亿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比例占60%，大约50%选择进城工作。全国视域看，农民工以西部地区流出、东部地区流入为主，本次疫情爆发地湖北也是外出务工大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及时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各地各级政府纷纷响应，延迟企业开工时间，通过交通管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省域间、市域间、县域间、镇域间甚至村域间的人口流动，呼吁市民、村民居家不外出，然而随时间推移农民外出务工需求愈发强烈，矛盾突出。疫情防控的紧张局势下，不少农民短期无法实现跨区域外出务工。如果疫情难以尽快得到有效控制，一些中小企业能否存续面临巨大挑战，随之可能会波及农民的外出就业。疫情发生，中小企业最易受到冲击，而绝大部分的农民工恰好分布在中小企业。根据相关研究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推迟复工情况下，接近70%的企业账上现金最多维持2个月，其中一半只能维持在1个月以内。若中小企业破产倒闭，问题会迅速传导至就业是否稳定，其中大量的农民工存在失业风险，造成无工可打、无钱可赚的困难局面。

　　 ——增收目标完成更加困难。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41%，经营性收入占36%。此次疫情突发，农民收入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受到冲击，对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压力。一是非农收入受损。农民务工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疫情对外出务工的影响会直接在收入层面显现。企业开工不足、返程交通受阻、劳务输入地对外来人口进入设限，都将对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造成很大影响。对于疫情最为严重，同时也是农民外出务工大省的湖北省而言，2020年的农民增收问题将会非常突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河南、重庆、四川、湖南、江西、安徽、重庆等省市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二是农业收入受损。无论是对于畜禽养殖户、果蔬种植户还是休闲观光农业经营户，疫情都对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障碍，对农业收入造成了很大影响。如辽宁丹东一养鸡户反映，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二三十万。南方春季旅游受阻，对经营观光休闲农业的农户影响明显。而疫情对农业经营收入的负面作用势必会影响增收的整体趋势。

　　 ——增加脱贫攻坚的实现难度。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是党中央对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首要任务加以突出。2019年全国减少贫困人口1109万人，脱贫形势良好，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地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完成剩余551万人的脱贫任务将更加艰巨。一是发展扶贫产业受挫。发展扶贫产业、开展产业扶贫是各地脱贫攻坚的主要抓手，疫情导致的滞销和产品价格下降问题在贫困地区同样突出。产品卖不出去、生产无法保持常态影响产业发展，休闲农业无法吸引游客，影响贫困户脱贫进度。二是外出务工受挫。不少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手段是协助贫困户外出务工，增加打工收入，但疫情对外出务工的影响阻断了很大一部分贫困户创收的来源。由于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脆弱性最强，疫情带来的影响也会放大，如何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推进贫困人口脱贫、防止脱贫人口返贫需要尽早研究对应之策。

　　 3、从农村来看

　　 ——农村将成为防患的重点区域。春节前，500万人离开疫情始发地武汉市，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入湖北省内和湖南、河南等主要省份的农村地区，农村防疫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受限于知识水平和健康素养，农民的防疫意识普遍不高，疫情防控任务重、难度大、困难多。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对病毒危害与防控了解更少，而这个年龄段的人正是易感染、难治疗、易致死的人群。尽管村庄已通过多种手段在村民中反复强调防护常识，但由于农民平时绝少有佩戴口罩的习惯，防护宣传也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立刻接受。同时春节习俗的惯性太大，过年串门聚会的传统深入民心，有些村民认为“没啥大不了的事”“这事儿都在城里，离农村远着呢”，使得仅仅依靠倡导性的措施仍然效果不明显。这也迫使不少农村地区在疫情进入严峻复杂阶段后采取了断路封村的“强招硬招”。即便如此，不少地方仍可以看到聚集聊天、打牌的“不设防”人群；有些地方的体温监测也存在走过场现象，看到熟人就放行，没有真正做到严防严控；有的农村隔离点对人员管控制度执行不到位，存在自由走动现象等等，任何一个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当前，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已呈现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趋势，农村地区是后期防患的重点区域。

　　 ——农村的公共卫生防疫条件满足不了防患的要求。农村防疫条件有限、防疫能力不足、防疫物资匮乏，加大了防护难度。2018年底，全国3.16万个乡镇共设3.6万个乡镇卫生院，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只有1.39张，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只有1.45人。全国54.2万个行政村共设62.2万个村卫生室，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2.32人。农村不仅在卫生资源数量上并不充分，同时在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和布局上也不合理。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整体功能较低，从卫生资源、管理体制等与其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很难满足当前疫情防控的迫切需要。

　　 ——医疗救助条件呈现明显短板。在医疗资源、医疗技术、医治传染病专业人员方面，农村与大中城市相比还有巨大差距。对于一些县城医院，医疗救助短板明显，隔离病房、救护设备、救护物资等捉襟见肘，专业的医护人员更为紧缺。而到了乡镇村社这一层级，医疗资源更加匮乏，行政村中往往只有几名村医甚至只有一名村医，“以一管百”“以一管千”是常态，疫情发生很难做出应对。

　　 ——恐慌心态对乡村治理提出挑战。作为最基层防疫体制动员管理主体的农村干部，危机管理意识非常薄弱，在没有上级统一部署的情况下，没有足够动力动员辖下村民展开疫情防护工作，也很难应对因断路封村措施而引发村民对疫情的恐慌。对于已经出现确诊病人、疑似病患的农村，如何平复农民群众的恐慌情绪，遵守居家隔离的规定，对村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中，由此决定了始发期、发展期和结束期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需要认真观察，分析和研判。不过，事态发展并不乐观，需持续关注，深度反思。

　　 二、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出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波及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件，比如“非典”以外，在农业农村领域，除了自然灾害、动物疫情疫病、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危机等个案性、突发性事件不断出现，对农业农村经济有深刻影响，进而波及到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在农业农村经济领域的表现也并不罕见。“三聚氰胺”、禽流感等问题的影响已超越农业农村范围，一再表现出非常态特征，进而凸显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1、危机可能产生在各领域、各环节

　　 新冠肺炎疫情尽管发生在公共卫生领域，但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角度来看，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怎么通过公共卫生问题观察生产安全、社会安全问题，都值得总结思考。

　　 ——渠道安全。我国农产品产销区的生产和购销功能正在分别强化，双方的串联高度依赖通畅的运销渠道。尽管交通管制和地区封锁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之策，但“一刀切”的政策对正常的经济社会运行的确造成了很大“杀伤”，在产销对接上尤为突出。由于渠道中断，无法进行及时有效地产品运输，造成产销脱节，导致产地农产品囤积滞销，产品价格暴跌，生产者收入受损；而销地面临农产品短缺，物价暴涨，消费者福利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十分突出。面对疫情等突发情况，可以进一步细化交通管控和地区封锁的政策设计，既要有硬度，也要有弹性，要确保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通畅安全，实现供需平衡，减少价格异常波动。

　　 ——储备安全。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各地重要物资的储备不足问题，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必须确保储备安全。一是农产品储备。当粮、菜、肉、蛋、奶等农产品的储备低于安全警戒线，出现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就会使人们产生心理恐慌，会出现抢购风、囤积风，最终酿成社会危机。因此，做好重要农产品的储备工作非常重要。二是农资储备。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尤其是农业的季节性决定了重要生产时节必须要有足够的农资产品与农事活动相匹配，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装备要及时在各个生产环节实现供需对接。在遭遇疫情等危机时，农资储备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降低不利影响。三是饲料储备。此次疫情导致养殖户损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难以及时获得充足饲料，对此同样要做好储备工作。

　　 ——生产安全。确保渠道安全和储备安全的基础是生产安全。产品运输和储备的前提是要生产得出、生产得好、生产可持续，中央之所以反复强调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尤其重视粮食安全，原因就在于若生产不出、生产不及时、生产不高效，不仅无法应对全国的常态需要，更难以满足突发情况的应急需要，出现问题时，进口贸易的时效性不能掌控。牢牢把中国人的饭碗抓在自己手里，既要碗里常态有粮，也要碗里应急有粮，因此必须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在重要农产品的生产上不能有一丝松懈。2019年猪瘟引发的猪肉短缺问题还在持续，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要求高度关注农产品的生产安全问题，抓牢、抓实、抓好农业生产，确保生产安全。

　　 ——就业安全。就业稳定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此次疫情发生后，城乡居民就业都受到了短期冲击，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失业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就业安全问题会更加严重。集中体现在农村居民更加依赖非农就业，更加依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而这些非正规部门本身受经济社会大环境影响更大，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相对更弱，易发生受疫情影响而破产的情况，这无疑会对农民就业构成威胁。由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职业技能，同时可供农民选择的就业渠道不宽，因此一旦失业，农民在城市继续就业的难度将会提高。在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状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危机状态下提供合理就业保障，双管齐下才能确保就业安全。

　　 ——收入安全。疫情引发的产业波动传导到就业波动，最终转化为收入问题。同就业类似，城乡居民的收入都会受到疫情影响，但相对于工作类型更为稳定和社会保障更为健全的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收入问题显然更突出、福利损失也更大。虽然目前尚不能准确估算此次疫情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不少养殖户、时令农产品种植户、休闲农业经营户等都遭受重创，经济损失十分惨重，而以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家庭也面临着失去经济来源的风险，其背后折射出农民的收入不稳定问题以及保障不健全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保障农民收入以及全民收入处在安全水准，仍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

　　 ——社会安全。疫情危机短期内主要是流通问题，中期看是生产问题，再往长期发展将演变为社会问题。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基层治理能力相对落后：硬件看，医疗卫生、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等与城市有较大差距；软件看，村两委的社会治理能力并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农村社会需要，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农村应对危机的能力还十分薄弱，一旦危机蔓延乡村将形成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特别是由于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滞后造成的危机，持续或通过网络平台上的舆情传播加以放大，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的破坏作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农村社会危机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否则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2、出现危机的原因和环境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开放，农业的功能、农村的改革、农业的增长方式、农业与外界的联系以及政府对农业的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影响农业农村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不断增多，由于人们对诱发农业农村危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认知的局限，农业农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发展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这个时期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正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是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也往往是农村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各种矛盾同时存在，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将使农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城乡互动。城乡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重点关注的一条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我国已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种种问题正在逐渐被破解。更加频繁的城乡互动，一方面加快了要素流动和资源交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农村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村受城市的影响越来越深，城市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在农村掀起波澜。危机的爆发已经很难再有城乡的差别，公共领域的危机传递将更加迅速，更加全面。

　　 ——产业联动。产业的深度融合既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强化了产业联动，各生产环节、产业类型、行业主体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将影响后端非农产业，非农产业也会波及前端农业产业，任何一个产业出现问题都将引发连锁反应。这种紧密的融合提高了产业运行的复杂性，从而给风险识别和危机防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道德风险。我国长时期注重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导向虽然极大推动了国家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比如以劣充优、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无良行为乃至违法犯罪行为，都可能是危机产生的导火索，甚至成为助推危机爆发和蔓延的黑手。尽管我国近年来的发展理念正在从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转变，但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前期阶段，道德风险依然是需要面对和应对的问题。当然，这种道德风险并不仅仅体现在生产厂商和生产环节，也存在于消费群体和消费环节，甚至隐藏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方方面面。有些已经成为显性风险，但也有一些隐性风险尚未被发现。

　　 3、简短的结论

　　 ——非常态事件可能常态出现。事实上，无论是从农业产业运行来观察，抑或是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来思考，非常态问题越来越表现出常态化特征。最近几年，农业农村领域的非常态事件越来越呈频发态势。

　　 ——危机对产业影响有多元性。新冠肺炎疫情对一二三产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疫情对三产的影响正在持续；二产可在疫情过后延长工时工期最大限度恢复产能，弥补损失；而于一产，畜禽业有生命周期，一旦中断引发连环反应，产业受损不可弥补，种植业有季节性，农时延误，影响全年。

　　 ——危机问题能够相互传导演变。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危机问题，不及时应对或应对不当都会向外蔓延扩散，造成全面影响。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处理不好，可演变为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可演变为社会问题。

　　 ——非常态要求强化危机管理。非常态问题常态化出现，凸显出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要着手构建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机制，提升相关职能部门的危机管理能力。

　　 三、努力确保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是必然的。对此，不仅要有短期的应对之策，更要强化有利于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

　　 1、从近期来看

　　 ——强化流通管理。当前首要任务是保障货畅其流，畅通绿色通道，实现供需对接，并严控打击哄抬菜价、肉价行为，保障市场供给。严格贯彻农业农村部三个“不得”要求：不得拦截仔畜雏禽及种畜禽运输车辆，满足养殖场补栏等生产需求；不得拦截饲料运输车辆，满足畜禽养殖的饲料需求；不得拦截畜产品运输车辆，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现象。推动将商品畜禽、禽蛋、生鲜乳等运输车辆纳入重要物资供应绿色通道，协调办理交通通行证，解决运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畜产品运得出生产一线、运得到消费一线。同时，建立防疫时期的应时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解决滞销问题。

　　 ——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根据农业农村部官方信息，2019年秋冬季以来，各地按照稳产保供的要求，积极发展南方露地蔬菜和北方设施蔬菜。从目前生产看，预计全国冬春蔬菜在田面积8400多万亩，产量1.7亿吨，均比上年同期增长2%左右，当前防控疫情保障“菜篮子”供应有坚实保障。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农民合作社和企业的作用，通过及时了解主要农产品供求信息，合理安排蔬菜、畜禽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持正常生产秩序，确保“菜篮子”产品有效供给。当地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生产计划的指导，提供技术服务，及时解决瓶颈问题。

　　 ——抓好春耕春播工作。做好春耕备耕，不误农时，强化田间管理，确保全年农业再夺丰收的好基础。重点保障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物资供应运输，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农业企业的复工对接工作，确保春耕备耕期间农资质量可靠、市场稳定、运输顺畅。加强柴油调配储备，全力做好农机备耕，做好人员准备和物资储备。鼓励各村统筹安排，可采用人员分散的方式展开春耕种植。同时，为减少疫病传染可能，应尽量避免人员聚集，因此要减少面对面的农技培训，从线下培训转为线上培训。借助网络授课平台、微信、QQ、短信等方式，实行线上辅导，强化农业生产技术的线上培训，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技能。

　　 ——稳妥有序推动农民工返程务工。外出务工事关农民生计生活，各地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要做好农民工返程的防疫工作。加强农民工防疫宣传，发挥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等作用，广泛开展应对疫情政策措施宣传讲解，引导农民工科学防控，降低感染和传播风险。引导农民工合理安排返城返岗时间，避免节后盲目外出。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有效对接。农民工输出地及时跟踪主要输入地疫情变化，做好主要输入地企业用工、复工、交通、疫情等信息的集中发布。农民工输入地要加强企业用工情况监测，加强有组织对接服务。充分利用交通运输部提出的“疫情防控期间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工返岗包车可免费通行高速公路”举措，条件允许的地区可由相关部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包车服务。

　　 ——支持企业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通过减免企业房租、降低担保费率、延期缴纳税款、返还失业保险费、增加就业补贴等方式帮扶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渡过难关。按照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加强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劳动用工指导和服务，促进企业保持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依法依规处理农民工因疫情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情况下劳动关系问题。对于因隔离、留观、治疗或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导致农民工暂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或退回劳务派遣工。

　　 2、从远期来看

　　 ——强化农产品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农业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是防范和应对农业危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加快发展和提高农业各产业是农业危机管理的首要任务。种植业要重点要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严守耕地红线，加快划定和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农产品优进优出、引进来走出去齐头并进。畜牧业要进一步加大生猪生产力度，推进新建猪场建设，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和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并重发展，增加猪肉供应。支持畜禽养殖企业与屠宰加工企业按订单收购加工，及时有效补足市场供需缺口。

　　 ——强化农产品供给链建设。加强信息沟通，积极协调产区和销区构建稳定的对接关系。加强主体建设，重点支持三类主体：一是签订长期农产品采购协议、发展订单农业的农产品流通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二是向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实现“销+产”或“产+销”一体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是农产品流通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方式形成产销优势互补、风险利益共担共享的股权投资合作企业。加强农产品流通应急绿色通道建设，减少重大危机发生对农产品产地和销地相互衔接的影响。进一步强化农业保险及风险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弥补生产者的各种风险损失。

　　 ——强化重要农产品储备能力。做好基本农产品储备工作，在数量上要有保障。同时，重要农产品的储备能力建设要和生产能力、产品供应、消费需求相适应，不能简单理解为增加储备量，要综合考虑储存成本、管理成本和社会效益等因素，进行合理地储备机制设计，能够满足出现突发情况时的产品需要。

　　 ——下决心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制定农民收入增长计划和实施方案，将提高农民收入作为约束性指标并确定时间表。充分发挥农业的多重功能，充分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总结推广地方发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和成功做法，出台相关激励政策，扩大农民就业门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在全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自由就业、全面保障的就业制度。制定时间表，杜绝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尽快实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目标。

　　 ——提升农村公共卫生防疫条件。推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和设备提挡升级，加强对乡村医生队伍的人才培养和人才输入，支持乡村医生申请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制定更优惠的政策引导并鼓励本专科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和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服务，或通过城乡医院对口帮扶，轮流下派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边远山区卫生院工作，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公共卫生防疫知识和防疫能力。同时，坚定不移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抓紧完成乡村生活垃圾、污水集中治理和农村“厕所革命”三项“硬任务”，全面整治提升乡村人居环境，为提升农村公共卫生条件奠定坚实基础。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乡村治理事关农村的稳定与发展，要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建设。充分调动发挥党员干部在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带头作用，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利用多种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调动农户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进而提高治理绩效。充分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建立更加有效、充满活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机制。可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打造“云党建”平台，将党建工作、经济工作、村政建设等全部纳入信息平台，并赋予村民线上参与和监督权利，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3、从管理来看

　　 危机不是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就能自行解决的，而是需要政府部门协调各方力量才能消除。因此要强化危机管理意识，构建危机管理机制，提升危机管理能力。

　　 ——强化危机管理意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各种风险挑战交织在一起，制定农业政策，需要事先考虑可预期、不可预期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济社会发展风险、社会风险问题，防范于未然的危机管理意识不可或缺。农业重大突发事件和危机的爆发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管理不仅体现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等常态管理上，还要体现在对农业危机和重大突发事件的非常态管理上。既要考虑中长期重大政策，也要思考短期应对之策，确保危机显现时，能有足够迅速的反应机制。

　　 ——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危机管理重在预防，作为控制潜在危机花费最少、最简便的办法，避免危机显然是最好的危机管理。加强预防的关键在于做好对危机的监测。如一些重大自然灾害，甚至重大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等，都可以进行有效的监测。如果发现有发生危机的迹象，应立即采取措施，如一些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可以有效化解；不能制止的，要尽量把损失降到最小。因此，预防是应对危机最有效的办法。

　　 ——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有些危机的发生难以避免，具有突发性，要想有效地应对危机，就必须建立完备的危机管理机制。一个完备的危机管理机制大体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统一的协调指挥机构，及时有效的反应机制，畅通的信息输送网络，充足的物资储备体系，成熟的科技研发支撑，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这六个方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在建设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在危机管理机制运作时又缺一不可。只有有了完备的危机管理机制，应对危机就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危机发布机制。在危机发生时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是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发布准确和及时的信息，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可以有效防止社会恐慌，是战胜危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危机管理很重要的方面。危机发布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信息的收集、分析、发布、反馈。从层次上讲，应建立中央、省、地、县、乡镇五级信息网络体系，以保证信息的全面、畅通。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报告制度，确保有效地发布信息。

　　 ——建立危机管理基金。危机管理事关重大，应对危机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一方面，在处理危机时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还要根据农业的特点对受损行业给予必要的补助。如染疫动物捕杀后，要给予农牧民以合理的经济补偿；农业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给农民生命、农业生产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和损失时也要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助。为了保证应对危机时有充足的经费开支，应建立危机管理基金。危机管理基金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纳入财政预算，滚动使用，同时也通过民间捐赠来筹集。基金的管理应公开透明，定期接受审计监督，同时可以把基金中的部分资金用于无风险的投资，以扩大基金的规模。另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也要同农业危机相结合。

　　 ——强化危机人才储备。人是应对危机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任何危机发生的时候，也是各方面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这时需要业务熟悉，能够迅速有效处理各种复杂情况的专职队伍和专业人才，同时要求这些专职人员勇于奉献、敢于负责、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在危机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要着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重点抓好专职队伍的培训、演习，要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指挥管理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同时还要加强这支队伍和人才的装备建设，如配备必要的装备、应对危机的工具等。在此基础上，要加强社会公众特别是农民应对农业危机的宣传和训练，以提高他们的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