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关于乡村振兴的顶层制度框架不断完善，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举措不断充实，人居环境整治这一“乡村振兴第一仗”有序推进， 乡村振兴开局良好。各地推进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很高，但受“城市中心主义”等思潮的影响，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乡村振兴就是用城市发展的理念来指导乡村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就是城市“下乡”并为农村社会所接纳的过程； 还有一些地方简单地将乡村振兴等同于村庄改造，或发展乡村旅游， 对乡村的本身特质、独特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进而对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初衷、目标、要求的理解也出现偏差。因此，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更加全面地认知乡村的价值和功能，增强科学推进乡村振兴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先行国家乡村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传统的观念中，乡村是农业生产之地、农民生活之地。但从国际经验来看，乡村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乡村的价值和功能是会变化的，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从先行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 乡村价值和功能总体遵循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再到“多功能乡村”的演化路径。1950年代初起，二战结束后欧美国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婴儿潮”使得人口大量增加，解决吃饭问题成为各国的头等大事，农业生产被置于核心地位，乡村因而为农业所定义，社会对于乡村价值的认知也被简单地限定在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19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收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居民对健康营养食品、文化消费、精神满足的需求快速增长，不仅需要乡村提供更好的农产品，还要提供观光、休闲等产品，农业的多种功能日益受到重视，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社会对于乡村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到“多功能乡村”， 不仅注重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更注重乡村的生态、文化等多种功能，注重城乡功能的互补，开始将乡村置于与城市同等的地位。乡村不仅成为多元产业的生产地和城乡居民共同的居住休憩场所，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不同国家乡村价值从“生产主义”到“多功能乡村”的演化阶段、路径有一定差异，但总体看， 都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到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对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二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般在60%以上），乡村的稀缺性会日益显现；三是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后，农业和乡村的多种功能才能得以发挥。

　　 同时，各国政府的乡村发展政策也会相应转变：“生产主义”阶段主要是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后生产主义”阶段注重乡村社会事业和公共设施的发展，“多功能乡村”阶段大多转向综合性的乡村发展支持政策。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成功地实施过乡村振兴战略或类似政策。

　　 新时代我国乡村的多元价值

　　 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在很长一个时期都处在注重农业生产、学习城市、模仿城市的认知中。传统观念认为，农村是落后的，城市是先进的，农村应该追赶城市。一提起农村现代化的愿景，很多人眼前浮现的也是今天的城市图景，行动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城市的规划设计、生产生活方式、治理模式去改造乡村，对乡村的价值认识不到或认知不全。实际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乡村的稀缺性在不断提升，其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功能日益凸显，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乡村是涉农二三产业的发展载体，也在成为一些高科技产业的新发展空间，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辟新领域。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基地、食物供给之源，是城市重要的经济腹地，也具有日益多元的新经济功能。一方面，农村二三产业在快速发展，如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民族特色手工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另一方面，乡村正在成为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空间距离对一些产业布局的影响趋于弱化，特别是一些生态青睐型产业，如养老养生、文艺创作、科技研发、互联网等，不再扎堆城市， 开始向一些交通条件、通讯设施、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较好的乡村布局，基金小镇、互联网小镇等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快速发展。尽管传统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在下降， 但这些乡村产业在国民经济、区域经济中的比重却呈上升趋势，成为重要的新经济增长点。

　　 乡村是生态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乡村活动具备明显的正外部性，如同区域中的“绿色基础设施”，为城市源源不断提供新鲜的水和空气、绿色资源、开放空间、生态屏障，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补充着城市生态缺口。乡村生产方式是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为基础，乡村生活是与大自然节拍吻合的生活节奏， 是一种有利于生态和生命健康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城市人的新向往、新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向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的乡村田园生活，很多人“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在退休或歇业后返归乡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的生态价值会持续提升。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承载地，关系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维系，是坚持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梁漱溟先生曾说过，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根，就有形的来说就是乡村，就无形的来说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乡村是我们祖先耕作劳动、繁衍生息的地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世代传承的主要载体。固化的村落形态、庭院结构、住房、宗祠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乡愁。活化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制度文化、具有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民间文艺等， 很多仍具有积极意义，能提高社会诚信度和凝聚力。内化于心的传统道德观念，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德业相劝、诚实守信、崇德向善等传统美德，是全民族的文化认同。乡村也因此具备了教育人、陶冶人的功能。坚持文化自信，必须重新审视、梳理、发掘乡村的文化价值。

　　 乡村有数亿人口居住，具有庞大的传统治理资源，能为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有效治理发挥巨大作用。目前，我国仍有5亿多人居住在乡村，3亿多人在乡村就业。到我国建成现代化强国时，仍将有数亿人居住在乡村，乡村作为一种人居环境、社会基础，将会永远存在。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始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战略性空间，如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大量在城市临时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返乡，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不安，就是因为乡村的吸纳作用。乡村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乡村的自组织功能上。历史上，我国乡村具有乡绅自治传统， 熟人社会中的人情、面子、祖训家规、乡规民俗、传统宗法观念是重要的“软法”，这些传统治理资源，仍然是新时代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而且，乡村治理传统和实践创新的一些好做法， 也值得城市学习。

　　 亿万农民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乡村是我们党最稳定、最牢固的执政基础，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到2016年底， 我们党有党员8944.7万名、基层党组织451.8万个。其中，农牧渔民党员2596.0万名，如果再加上乡村其他从业者中的党员，乡村党员数占比超过1/3。全国577336个建制村中，577273个已建立党组织，占建制村总数的99.99％，乡村党员和党组织是我们党最坚实的组织基础。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广大农民都是我们党最稳定、最牢固的支持力量。很多调查数据表明，农村居民对党和政府当前各项工作的满意度和评价总体都较高，广大农民群众始终是党最巩固的执政基础。

　　 坚持价值导向科学推进乡村振兴

　　 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不是因为乡村衰败了而去挽救乡村，而是乡村有其独特和重要的功能，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弥补城市功能的缺失，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补农业农村的短腿，激发乡村活力，更要扬乡村的长处，彰显乡村的价值和功能。补乡村之短，必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扬乡村之长，必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人、地、钱、技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将城市的要素活水注入乡村的土壤，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论是补乡村之短，还是扬乡村之长，都必须全面深刻认知乡村价值，在城镇化的大格局下不断提升乡村价值，科学推动乡村振兴。

　　 坚持价值导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乡村各种价值不是独立的， 而是高度融合的。如乡村的生态价值既表现在生产方面，也体现在生活过程中，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具有经济功能；乡村经济价值中也渗透着农民生活和文化价值，生产过程中也表现出互助与组织等社会价值。因此，要从整体上把握乡村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和政治功能，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在一个阶段，可以重点推动某一两个方面的工作，但不能以偏概全， 不能重经济轻生态、重产业轻其他、重物质轻人文，特别是要处理好乡村文化、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关系。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乡村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和政治功能在乡村普遍存在，但在不同地区的重点不同。比如，在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产品生产区， 农业生产功能更强；在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的地方，生态功能更强； 在古村落、民族村寨等地方，文化功能更强；在城郊村、重要物流节点周边村，产业功能、社会功能更强。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个性化推动，特色化发展。而且，一些村庄的价值和功能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些村庄会逐步消失，社会功能、政治功能会减弱，其他功能则可能加强。因此，要有历史的耐心，适应村庄功能的变化，逐步强化其他方面的功能。

　　 坚持以城带乡推进乡村振兴。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和乡村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城镇可以为乡村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农产品进城和城市消费下乡等）、要素支持、技术支撑。可以说，乡村价值的发挥与城镇化水平高度正相关，城镇化水平越高，乡村的稀缺性越强，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更明显，乡村的价值功能才更加显化。因此，推进城镇化与推进乡村振兴是相互协调的，必须两条腿同步走，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首先， 要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才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5%，在中西部地区，这两个比重更低。要坚持以人为本，适应我国产业布局调整的新趋势，完善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政策，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市民化。其次，要完善城乡一体的空间布局体系，推动产业、人口、设施在县城—集镇—特色小镇— 中心村—居民点形成梯度布局。特别是要加强集镇和特色小镇的建设，当好乡村商品进城和城市资源下乡的中转站，使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能直抵乡村。

　　 坚持增强连结性推进乡村振兴。资源和要素只有流动起来才会产生价值，否则永远只是潜力。乡村价值的发挥，不论是农村商品进城，还是城市人员和要素下乡，都要求城乡之间、乡村之间要有紧密的连结性，降低流动成本。增强乡村的连结性，需要健全城乡一体的信息网络，畅通信息流；需要建设互联互通的乡村交通体系，畅通人流和物流。特别是要高度重视乡村交通网络的规划建设。国家实施道路村村通等工程，极大改善了乡村的交通条件。但村村通基本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安排的，只是点到点的连接，多数地方没有对村庄乃至乡镇的道路进行科学规划，一个村可能与相隔10公里的自己所属镇区有硬化路，但与相邻2公里的另一个镇区没有路。很多乡村虽有路可通了，但整体的连结性仍然不高，严重制约了发展。这些地区要抓住国家扩大投资的时机，通过编制乡村振兴规划、村庄布局规划，科学规划乡村道路网络，打通跨村跨乡跨县的断头路，增加连接线，织密路网，特别是加强中心镇与高铁站等骨干交通节点的联系，真正让城乡之间的人员、商品流动起来。

　　 坚持加快城乡双向开放推进乡村振兴。城乡二元体制是制约城乡要素流动和平等交换的根本性制度原因。彰显乡村价值、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既要提升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也要解决城里人在乡村的公共服务问题。比如，城市老年人在乡村养老、医疗的问题，乡村新就业人员、专业人才参加城市社保的问题，乡村创业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等。要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依托城镇改善乡村医疗、教育条件，完善面向乡村的异地就医结算、异地参保体系，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更好地吸引城市市民下乡、农民工返乡、“新乡贤”回乡，以乡村的价值吸引更多人才、凝聚更多人气，促进乡村振兴。